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记者 陈梦溪
▋许多研究者不愿下笨功夫
书乡：您在山东做工人时读到王小波，被感动了，后来是如何动念来写传记的？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房伟：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是在1997年，那时我在一家企业工作，读的第一本王小波的书是《白银时代》，初读感觉和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，有很多差异，这也对我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冲击。但那时还不太理解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经过了社会的摔打，对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感悟，从《黄金时代》开始，系统阅读王小波的作品，逐渐有了心灵共鸣。我们在90年代遇到的心灵困境，与王小波的时代有不同，但也有着诸多联系。可以说，王小波的作品，让我有了应对人生困苦的勇气，也鼓舞我挣扎着走出泥沼，通过考研改变了命运。读研究生之后，我对王小波的兴趣，从读者的方向转到了研究方向，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以王小波与鲁迅之间的比较论为题展开。王小波成了我思考整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“撬动点”。这之后，我保持着对王小波的研究兴趣。
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型传记写作，一直是研究的短板，这里有很多原因，传记写作的材料收集取证困难，也面临着诸多禁忌，现在很多青年当代文学研究者，都不愿下这个笨功夫。但是，严肃的学术传记，对当代文学史有着重要价值。我虽能力有限，但愿以绵薄之力，在此领域做点事情。而且，在我看来，王小波对中国当代文学，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转型，有着重要象征意义，值得去认真研究。
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与外甥姚勇 姚勇提供（姚勇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，还曾加入过乐队“水木年华”）
书乡：您的许多采访是在2012年完成的，这本书从采访到出版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，您为这部传记做准备一共多少年的时间？
房伟：我有给王小波写传记的想法，应该是在读博士期间，后来陆续做了很多准备，从2012到2014年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，我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资料的寻找。2018年的第二个版本，再到今天的版本，这期间，我只要有机会，就会去做相关的采访与资料收集，我也找到了不少新的材料。比如，王小波作品的海外传播问题，我这几年还在写相关文章。2023年版的《王小波传》，有不少新的材料，也有我这些年，持续对王小波问题的思考。
书乡：距离王小波去世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，他生前许多家人好友还都在世，您在开始写作前曾有哪些顾虑？
房伟：要考虑的事肯定很多，比如王小波粉丝们的认可度，比如大量的亲朋好友的沟通工作和第一手的资料寻找与爬梳。我想，对于传记材料的选择，既要坚持第一手资料为先的基本原则，也要有相应的灵活处理，比如，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，可以将已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，让读者自行判断。王小波的确是一位特殊的作家，也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价值，我不敢说自己的研究，就一定是无可争议的，也一定会存在很多缺憾。如果我们当代学者都回避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，时间长了，很多当事人不在了，很多资料遗失了，将来写作起来难度更大。
把目光放在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，鲁迅的传记就有几十种，沈从文、丁玲等现代文学家的传记也非常多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当代作家的传记，似乎成为了某种大家规避的领域，很多中青年学者也不愿涉及这个领域，对高校而言，这类选题难发文章，难申请课题，难以获奖，“出力不讨好”。我是个执拗愚笨的人，我的想法就是，艰难的基础性工作，总要有人去做，我们尽力去做，给后面更有水平和能力的青年学者，提供一点研究基础。
▋在出租屋写传记被冻醒
书乡：这本书花了很多篇幅、几乎事无巨细地写了王小波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的经历，这些经历对他的写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，以生活场所为转移，以王小波的视角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，串联起他的创作，以及这种生活环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对王小波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，是这本书的一条线索，您在构思时有过哪些结构想法，最后为何选择了这一种？
房伟：作家生活空间，会对他的精神成长，产生难以估量的，潜在的影响。作为一个50后作家，王小波的成长时代，几乎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，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与感受，也是王小波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，王小波也以此来展开他的人生思考与严肃的文学探索。“革命北京”与“边地云南”“海边的胶东半岛”“现代化的北京”等地理空间，都构成了王小波精神成长的线索，也构成了他作品的重要的地理空间。
书乡：书中采访了大量王小波的亲友，如他的母亲宋华、好友胡贝等人，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他们的，又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您的采访的呢？
房伟：传记写作，与传主的亲朋好友的沟通，是重要工作，需要诚心和耐心。感谢好友，人民大学的杨庆祥教授，梁鸿教授，华东师大的黄平教授，北京师大的张莉教授等朋友，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一点点地做工作，认识了胡贝老师、评论家李静女士，再接触到了王小波的小学同学、好友、插队时期的朋友等，再一点点地采访王小波的家人。这期间有不少困难，但更多的是让我怀有感恩之心，我只是个普通的研究者，感恩这些朋友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。
写作《王小波传》，没有什么课题经费，也申请不到课题，完全是自费来做这件事。当时我在山东某高校任副教授，收入低，家庭负担也比较重。好在济南到北京比较近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往返在北京与济南之间，我当时就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的一个逼仄的出租屋内，北京的冬天很冷，我经常被冻醒，好在有着朋友们的支持，总算是坚持了下来。
书乡：王小波的爱人李银河女士是颇受公众关注的人物，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也成为了其作品和本人的推广者，您在写作过程中与李银河女士探讨过应该塑造怎样一个王小波吗？
房伟：感谢李银河女士对此书写作的支持。李银河对王小波的作家之路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她既是王小波的妻子，也是他的知己和坚定的支持者。王小波先生去世之后，李银河女士对王小波作品的流传推广，甚至是王小波的经典化，都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我想，每个人心目中的作家，都会有着不同的面向。我试图从学术的角度，努力展现王小波的精神成长史与作品的内涵，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，存在很多局限。
王小波毕业证 李银河提供
书乡：您在传记中提到婚姻和爱情的复杂性，读者可能对王小波李银河的爱情有着理想化的想象，但事实是他们也怀疑过和犹豫过，也曾对彼此有所不满意，书中点到为止地写了一些；王小波身上还有许多其他谜团未解，包括回国的原因、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状况等问题，您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和判断，结果与外界的想象大不同，这些考证对王小波的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您在考证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？
房伟：任何传记写作，也只能是靠近历史的一种努力，存在很多局限。因此，作家的传记，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。作为传记作者而言，只能在自己的条件下，努力做好。考证的部分比如对于王小波的职业收入情况，要感谢台湾《联合报》的主编宇文正女士，我去台湾时，通过和她的访谈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，我们才了解了王小波获《联合报》奖的评审过程及其内部的争议，并对王小波的获奖的奖金有了准确认知，对于王小波的稿费收入，我也做过很多调查走访，特别是对王小波发表作品时的责编，如《花城》编辑文能先生等的采访，才进行了测算。这还要感谢被访者的热情支持。
▋写作存在代际隔阂
书乡：您在后记中写自己青年时第一次读王小波的时候并不理解，直到经历过一些坎坷，在比较困难的处境中才被王小波打动，“我们遭遇的精神困境，其实王小波早就有了答案”，在今天看来，王小波仍然是有意义的吗？王小波的读者是否集中在某一年龄段？为什么？
房伟：王小波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。爱智慧，爱美和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在王小波复杂的文本之内，其实有着非常朴素的认知内核，这些东西，应该是常识，但又是如此难得与宝贵。它对我们在困境之中，坚守心灵的诉求，坚守内心的底线，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，都有着重要价值。我想，这个影响，不能以年龄段来简单区分。
《绿毛水怪》原稿 李银河提供
书乡：王小波的特立独行在于他不同于莫言、余华、贾平凹、苏童、王安忆等80年代成名的作家，也不同于迟子建、毕飞宇、刘醒龙等90年代成名的作家，而所谓“非主流”的王朔、卫慧、棉棉、林白，还有韩寒等80后一代写作者，不管是在“文学体制”内还是“市场经济”内，王小波都是游离在外的，“王小波为什么与众不同”这个问题贯穿了整部传记，您认为这部传记阐述清楚这个问题了吗？
房伟：我想，这需要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。不能讲王小波和时代脱离，比如，王小波从性爱的角度，阐释小说的主题。这种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。而王小波脱离体制的做法，在90年代也有着大量作家离开体制的背景。但是，他又有着很大不同，比如，王小波小说的理科趣味和理性思维，科学主义的影响，精英主义高度与深厚的生活经验，保守启蒙的思想与形式上非常创新的小说之间的张力等因素，这使得他处理爱情、历史、知青经历等题材，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境界与别样的表现形式。这一切都让他显得如此“特立独行”。
大学时代的王小波
书乡：您是70后作家，王小波是50后作家，这中间差了一代人，您在写作中会感到隔阂吗？您搜集到了许多当年的材料，这是十分珍贵的，也不易找到，可以聊聊您当时搜集材料的过程和其中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事吗？
房伟：应该说，存在着不少隔阂。我也是在资料收集和不断的采访之中，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。搜集资料的过程之中，有很多意思的事，记得王小波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胡贝先生，带着我和陈建宾，一起去教育部大木仓宿舍区，还原当年王小波和他读书和生活的场景。我们还一起去寻找王小波曾工作过的集体企业，北京西城区电子元件厂，厂子早就没了，当年住在附近的工人，大多迁徙到了大红门，我们又一家一户地打听询问那些北京老住户，这些过程，虽然非常繁琐，但也是有趣的经历。
房伟，苏州大学特聘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，有学术著作《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研究》等7部，长篇小说《英雄时代》《血色莫扎特》《石头城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猎舌师》《小陶然》出版，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，百花文学奖，紫金山文学奖，汪曾祺文学奖等。